记新疆大湾房产集团董事长李金昌先生

2016-06-20 05:12:45 | | 浏览 2225 次

李金昌先生以艰苦奋斗、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演绎了从一个流浪汉到亿万富翁的传奇；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他不忘回报家乡与社会，以厚德载物的胸襟和扶贫帮困的传统美德，不断丰富着他不平凡的人生足迹和高尚的道德情怀。

 

足 迹

——记新疆大湾房产集团董事长李金昌先生

1944年1月，李金昌出生在甘肃泾川一个靠天吃饭的地方。

 泾川古称安定、雍州、泾州，旧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泾河水从六盘山上蜿蜒而下，经平凉、崇信、泾川、长武…… 在潼关附近与渭河汇合，注入黄河。陇东大地塬高沟深，干旱少雨，土壤贫瘠。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李金昌幼小的记忆中，有一年过年时，别人家每人分10斤粮食，其中有5斤麦子，而他们家因为成份问题每人只能分到5斤高粱、苞谷。当地的老百姓有一个风俗习惯，再穷，年初一家里总得吃一顿长面。所谓长面，就是做一锅酸汤，下上白面做的面条，一碗一碗捞着吃。李金昌记得很清楚，那年年初一，家里没有一点白面，面对着孩子们忧郁的眼神，母亲只能默默地垂泪……后来还是一位在村里当会计的邻居悄悄送来一碗白面，他家才用它跟高粱面混在一起做了一顿花花面过了年。

 小时候还有一件事令李金昌终生难忘，有一天，他们一家人正在吃饭，村里一个人来请父亲帮忙干活，帮人干活自然可以在人家家里吃饭。那会儿父亲刚把一馍咬嘴里，而且已经嚼了几下，那人一出门，父亲赶紧把嘴里的那口馍吐在手掌上，让已经上初二的李金昌吃了，因为长期饥饿，吃不饱，吃父亲嘴里吐出来的东也不觉得咯应。

 关于贫穷和饥饿的记忆是李金昌这一代人的专利。那时候，家里常常买不起二分钱一盒的火柴，每次做饭只有到邻居家去点火：拿一把麦草，把讨来的火种卷在里面，一边走一边摇晃，让它冒烟，到家后紧着摇晃，火苗就起来了。但这是谁都不愿去做的事，因为好一点的邻居只给你脸色看，更多的是说些难听的话让你欲进难，欲退更难。上学买不起墨水，向同学讨也是要看脸色的，后来花几分钱买来一包颜料，兑上水，灌到拣来的瓶子里，虽然是那种青不青蓝不蓝的颜色，总算不用去向人讨了。大冬天穿一条单裤，没有袜子，脚趾露在外面，十几里的上坡下坡，踢起来的雪沫往里灌。家里买不起煤油，晚上摸黑是常事，最难的是借盐，一毛二分钱一斤的盐对母亲来说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常常是一家人几天吃不上盐，只得硬着头皮去借……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近代史上罕见的大饥荒，甘肃穷，泾川更穷，戴着地富帽子的李家的状况便不难想象了。开始那段时间，队上还能分点粮食，别人是每人每天半斤，李家只有二两半；别人偶尔可以分到一点麦子，李家只能分些高粱、苞米。后来，生活最紧张的时候，野菜、苜蓿刚冒点苗，就被剜光了，柳树皮、榆树皮也不容易弄到。那几年，年纪大一点的差不多都撑不过去死了，李金昌家就先后死了几个亲人。

 1964年的一个仲夏之夜，由于种种原因，李金昌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谋生，临行前母亲不住地流泪，父亲也久久无言。最后，父亲叹道：“去吧，树挪死，人挪活，出去说不定能闯出一条路来。家里你不用担心，只是你自己处处要多留个心眼。”李金昌哽咽着答应了。那一夜，妻子史金凤倒显得很坚强，她搂着不到半岁的孩子，对李金昌说：“你先走，等定下地方了，我后脚就去，我不信天底下就没有我们活命的地方！”

 

二、流浪的辛酸

 在宝鸡火车站，李金昌认识了几个同样是扒火车的流浪汉，慢慢向他们学到了一些扒车的窍门。他们就像在晒场上偷食的乌鸦一样，车站上的人来了，拔腿就跑，等人一走，立马就窜回到铁道上。扒车也有技巧，你看准了一趟车，早早就爬上去不行，一是你不知道它啥时间开，二是车站的人发现了随时都会把你赶下来。你得来回转着等，趁哪趟向西开的火车刚启动，车头上的蒸汽猛地往外一喷时，利用蒸汽的掩护，迅速扒上车去，这时哪怕被车站上的人发现了也不会再来赶你，因为他们怕你摔下来摔死。刚开始时，刚启动的火车虽然速度很慢，李金昌还是很害怕，扒了几次都被摔下来了，但看到其他人都上去了，也便有了勇气，再扒，慢慢摸到了一些窍门，过不了三五天，就差不多熟练到十拿九稳、如履平地了。拉化肥的，拉各种机器的，拉石灰的，他们什么车都扒过，最多的是拉煤的。车上风大，走不了一会儿，浑身都是黑灰，连脸上，脖子上，鼻孔眼里全是，一张脸只有眼睛上可以看到两点白。那黑灰还往毛孔里钻，怎么洗也洗不净，这一身黑就成了这些人的标志，走哪都能被人认出来。偶尔他们也能混上客车，列车员一看到这些黑脸娃娃，一眼就认准了，坐不了一两站就被赶下车来。一次在兰州，李金昌扒上了一趟拉矿石的车，他看准火车头是向西开的，谁知道七倒八倒，走着走着，到站下一看，怎么又回到定西了？后来才知道，车厢原来是两头都可以挂车头的。

 那些日子，有一顿没一顿的，挨饿是常事。好在那时已是热天，李金昌出门时穿的就是一身短褂，即便是晚上，蜷缩在车厢的挡风处也不太冷。爬上去，赶下来，饥饿，危险，凌辱……终于，李金昌到了张掖。

 在甘肃，素有“金武威、银张掖”之称，是说那里是一个富庶之地。但在当时，张掖依然穷得要命，街市萧条，店铺零落，行人脸下仍浮着一层菜色。李金昌在一趟拉拖拉机的车厢里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一到张掖，就想在哪儿弄点吃的。那时他早已是身无分文。他像一个游魂似的在街上转悠，在一家饭馆门口，他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娃娃被人追赶着从门里跑了出来，一下仆倒在地上，孩子不管人们怎样在后面拽他、踢他，只顾把手里的馍往嘴里填……饥饿使得这位五尺汉子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那条有着几家饭馆的脏街上转来转去，每经过一家小饭馆，他都要进去，偶尔能拣到一点面汤什么的，但多半是被服务员训斥着赶了出来。李金昌只有在饭馆门口长时间地守候，除了那里，他又能去哪里呢？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不得不怏怏地离去。他走着，满脑子都是幻想中的馍馍、面条……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他几乎是凭第六感觉发现自己正立在一家饭馆门口，而离门口不远的一张餐桌上有一只碗，碗里剩有半碗以汤水居多的面条。他没有作任何思索，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直冲进去，端起碗，连吞带咽地连气都没喘一下就全倒进肚子里。那会儿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环视一下四周，那一刻哪怕是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会停止吞咽的动作，那时已没有任何的思考、权衡、恐惧、尊严，身体的动作已不是由大脑来支配，而是一种本身的冲动。他喝完面汤，放下碗，才扫了一眼周围，他发现旁边的一张桌子前，一位农妇模样的女人正吃惊地看着他，像是诧异，又好像有几分怜悯。那女人把面前剩下的多半碗面条往李金昌的方向推了推，旋即站起身，离开桌子，向门口走去。李金昌望着农妇的背影，迟疑了一下，端起碗，还没吞咽，泪水却流了下来。

 那几天李金昌还是茫无头绪地在街上转来转去。他差不多已经不抱希望了，只是机械地挪动脚步。后来，他被一张医院买血的广告吸引住了：“本院需要新鲜血液，每100毫升10元钱，有愿意卖血者可与门诊部联系。”李金昌的心脏加快了跳动。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不是好机会吗！他立刻找到门诊部，向管事者说明了来由，一位戴眼镜的大夫看他一身脏兮兮的样子，说了一句“这么脏的血能用吗”，不容分说把他赶了出来。正准备走，这时旁边一个小门里出来一个老头，把他叫到跟前，问：“你要卖血吗？”李金昌点点头。老头说：“进来吧！”李金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头催眠着：“快点呀！”示意李金昌跟着他。他们来到抽血的地方，那老头跟一个四十多岁“解放脚”样子的女人嘀咕了一阵，那女的问抽多少，李金昌说：“抽500。”那女人望了一眼李金昌，说：“你不要命了？最多抽300。”李金昌说：“300就300。”于是由那女人领他过去抽血。抽完血，李金昌觉得头晕晕的，老头把他带回小房子里，让他等着。过一会，那老头回来了，给了李金昌8元钱。李金昌说：“不是30元吗？”老头立刻露出一副凶相：“你想好事啊！”说着连推带踢地把他赶了出来。

 此时李金昌完全顾不上跟人争辩，他跑到最近的一家小饭馆，要了三大碗面条，一口气把它吃完。那时一碗面条只要6分钱。

三、兵团生活的磨炼

1964年7月，经过四十多天的颠簸流浪，李金昌终于来到了新疆哈密。李金昌听说兵团农五师要人，与几个同他一样的流浪汉一起找到了劳资科，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工程大队找了一份工作。

 接收李金昌的工程大队当时是师直属单位。工程大队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队是因为那几年中苏关系紧张，怕那些多多少少有些“污点”、政治不可靠的人打起仗来逃到苏联去，所以把他们从博乐边境农场迁过来的“内迁”人员。二队就是李金昌们这类刚招收来的“盲流”，这些人大都年轻力壮，工资最低，是兵团最廉价的劳动力，其政治地位略强于劳改新生人员。三队是劳改队，是前些年从浙江、福建一带迁过来的劳改服刑人员，干活时是用枪押着的。当时的政治排序是：转业军人、支边青年、盲流、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劳教人员。“文革”时又在盲流和新生人员之间加上“走资派”。

 李金昌到工程队的第一项任务是筛沙子。那时他已长成一米八二的身材，有的是力气，一把大铁锨，甩起来不费多大劲，但苦的是吃不饱。那时农场夏天的标准食谱是俩窝窝头，一勺葫芦瓜。1965年大年三十，辛苦了一年的职工总算盼来了难得的两个休息日。不料当晚队里通知有紧急任务，说头堡车站上有两车皮水泥必须当晚卸车。队上派了五个人去，其中就有李金昌。一个车皮60吨，两个车皮120吨，背水泥要跨过两道铁轨，搬上站台还要码好。五个人干了一整宿，又饿又累，到天亮终于干完时，连路都走不动了。回到宿舍，头天晚上发下来的一坨面和半碗饺子馅，也顾不上包饺子，一满倒进锅里一煮，连吞带咽地倒进肚子里，倒头便睡，在一场酣梦中过了一个年。

工程大队的主要任务是修渠，修水库，盖房子，都是些跟沙子石头打交道、偷不了半点力气的活，渠首工程，盖房子，也有不少技术活，像垒地基，砌墙，抹灰。比如墙角上挂线，不干个三年两载的是拿不下来的。李金昌是有心人，大多数的窍门靠一双眼睛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三队的那些劳改人员大多脑子都管使，比如挖渠，多深的渠，口开多宽，按一定的坡度挖下去，挖到底刚好是那个宽度，一点也不浪费土方。盖房子的“大工”基本上都是这些人。有些关键的技术活，他们是不会轻易给人教的。李金昌对这些囚犯不像多数人那样歧视他们，相反，跟他们打交道总是用一种尊重、谦逊的态度，张师傅李师傅地叫，有时看监工不在，就偷着给他们递根烟（虽然是9分钱一包的“耕牛烟”），早上上工时抢先一步把料斗搁好，往工作面上洒好水。人都是有感情的，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老师傅们看出李金昌是个善良的有心人，就愿意把一些关键技术教给他。李金昌的悟性是不用说的，用不了多久，在他所在的行当里，没有他不会干的了。

 在工程大队的日子里，李金昌学会了做木工，先是利用剩下的板头板脑做了几个小板凳给大伙用，后来成了行家里手，柜子板凳样样都能做。后来，又买了一部旧缝纫机，学会了做衣服。李金昌先是比着衣服在旧报纸上画，后来就可以直接在布上裁了。不久，大人小孩的衣服裤子都会做了。有人从上海等地买回一些新款式的衣服，李金昌稍为比划一下，就能翻做出来，有时还能在口袋、领角上作些创新。后来不少职工家属都来请李金昌做衣服，当然大多是尽义务，有时人家也会送些包谷面之类作为回报。

 

四、第一次创业

 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李金昌所在的基建队也尝试着实行承包制。队里也实行“一队两制”，一部分人还吃大锅饭，一多半人分出来成了一个“大班”，实行承包制。公认的能人李金昌成了承包班的领头人。在那些日子里，李金昌渐渐施展出了他的才能，拼命地工作。技术上，他既是技术员，又是施工员，一天到晚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地跑，抓进度，抓质量，半点都不敢马虎；他是行政领导，内部管理、人员调配、设备配置、资金筹措、都要由他来管。他还是采购员，材料员，还要出去联系施工项目，签合同，作预算、决算、催款讨债，上下打通关系。当时哈密市跟全国各地一样，百废待兴，到处都在盖住宅，盖库房，建工厂，住宅楼、库房、水塔、烟囱、桥梁、涵洞……他们什么都干，李金昌从早到晚就像一台机器，没有停歇的时候，好在他那时三十五六，正当年华，经历过多年的压抑日子，这一会就像火山喷发一样，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李金昌想出了一套办法，实行内部激励机制，定额管理，按劳计酬。他把每个工种、每道工序都细化为一定的定额，比如砌墙，一个标准定额一天要砌多少，抹面，一个标准定额是多少平方米。这些标准，都是李金昌凭自己多年的经验计算出来的，八九不离十，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

 最忙的时候，李金昌手下有八个工地同时开工，按现在的标准来看，俨然是一个中型企业了。从设备、材料、技术、人工乃至筹措资金、预算决算……里里外外的事他都得管。一个夏天下来，人黑黑的瘦了一圈。他白天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地转，有时还得停下来给一些工人作示范，干它一阵，晚上常常抱着一本《施工手册》研究白天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有时抱着书就睡着了。

后来，李金昌萌生了单干开开厂的想法，他给兵团司令员陈实写了一封信，提出建一座砖厂，他不要农场投资一分钱，只要给一块不能耕种的结板地，每年保证向场里上交一万元。陈实司令员很快在他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哈密农场管理局对李金昌的合理要求予以支持。

 经过多方努力，1985年4月8日，李金昌的的砖窑破土动工了。李金昌的窑也是别具一格。他拿的是别人的图纸，但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哈密地区流行的是轮窑，装窑、预热、焙烧、冷却、出窑同时进行，轮着转。别人的窑是24孔，点一把火，一条龙；李金昌的窑是四十孔，点两把火，两条龙。就这一条，他的窑生产能力就比别人增加一倍。

李金昌说：“在机器上我可舍得花钱。买它的时候花五万，整修、添加设备又花了五万。别看我们花钱多，可它制的坯质量好，效率高。我们的360真不比别人的450差。每小时可以制两万坯。我们用的电机多，可我们的电耗却比别人少。我们每万块坯耗电只有70度，一般的机子得耗130多度。当家的就是这样，该抠的地方要会抠，该花的地方要舍得花！”

开业那天，场面真叫热闹，气氛，有时候是做成一件事的很重要的因素。当然免不了吃，喝，李金昌见人就敬酒、作揖，他那一张菩萨相的脸上始终堆满了笑容。喝差不多了，就领上人去看砖：这才是这个活动家安排的真正主题。一摞一摞的砖，看起来红得发亮，敲起来当当响。旁边墙上贴着计量管理所的鉴定单子，哪个还能不信？再看看机器、坯子、窑，都是第一流的。这一切，首先在气魄上就把你给镇住了。搞剪彩，无非是一个由头，一个人为安排的机会，目的就是请你来看我的窑，我的砖。光那一天，李金昌就订出去三百多万块砖。

李金昌的砖销路非常好，供不应求，名气一下子红火起来，报纸、电视台都作了专题报导。当时，哈密地区已经有十几家砖厂倒闭了，但李金昌的砖依然保持着较高的销售量，有的建房单位点名要李金昌的砖。他的砖还销到了柳园、雅满苏矿上。虽然那年价格比上年略有下降，他们采取中价、薄利、多销的方针，到当年八月，销售量已经超过1300万，占当年哈密地区计划需求量的80%以上，基本上掌握了哈密的红砖市场，成了哈密首屈一指的“红砖大王”。

五、财富的积累

 由于种种原因，李金昌将砖厂无尝捐献给了国家，只身回到内地休养了几年，因女儿在乌市读书，他与妻子便一同来到了乌鲁木齐， 1992年11月，李金昌创办的大湾房地产公司正式成立，他第一个开发小区叫“大湾新村”，那些日子，李金昌是没日没夜地干，更不要说双休日了。妻子十天半月见不到他是常事。大热天，你多半都能在工地上找到他，油头黑脸的，从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新疆夏天日长夜短，到晚上一两点了，才回到办公室，胡乱吃些东西，脚也不洗，倒头便睡；第二天天刚亮，他又第一个到工地了。亏得李金昌身体好，也能吃。他就像一台机器，只要加足油，就可以没日没夜地连轴转。“没见过这样拼命的老板！”员工、工人们都这样说。

由于经验欠缺，一方面也是求售心切，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原先小区隔壁的一家干休所答应用它的锅炉带暖，临入冬了，又说带不动了，其实是想满足他们的一些额外要求。当时有几家业主已经住了进去，况且预售时答应当年可以入住的。没办法，李金昌请教了有关这方面的行家。有人说，你可以先找台常压的小锅炉对付一冬，明年再想别的办法。附近一家刚好有一台蔬菜大棚用的4吨小锅炉，也便宜，万把元钱。李金昌就把那台锅炉买了下来，在院子里支顶小帐篷，用它来带动几幢房子的暖水系统。

 谁知道那是一台行将报废的旧锅炉，烧不了几天，里面的循环水管就烧断了。为了不失信于住户，不让每一个住户受冻，李金昌想了个办法，他找来一只大水箱，密封，灌满水，焊上进出两个水管，跟供水系统的进出水连上，然后让他的员工一人拿一个喷灯对着水箱不停地喷，把水箱里的水加热，勉勉强强带动热水系统的循环。大冬天，公司的几个员工，包括李金昌本人，一人拿把喷灯，蹲野地里给水箱加温，一蹲就是七八个小时。员工们也感慨不已：“李总那么大年纪，也跟我们一起干，一天到晚裤腿湿半截，身上全是冰，他还要操心修锅炉的事。”

1994年，李金昌的金湾小区开工，六层，24幢，一共十几万平方米。当时乌鲁木齐房地产市场膨胀太快，有些房地产公司的房子已经滞销，但李金昌的房子仍然随盖随卖，没有积压的。一是他的房子质量好，在质量问题上，决不能有半点含糊，这是李金昌搞企业以来的一贯原则。除了监理公司外，他自己还有一班人负责房子的质量，实行自主监理。二是售后服务好。他采取的是监理和物业连带责任制，你负责监理的楼盘，售后由你来管理物业，出了问题，由你负责处理。三是他采取中偏上的价格政策，既要考虑公司效